深度 · 2021年8月23日

疫情大甩锅

创意地球

文/陈劲松

每一次全球特大瘟疫暴发后,几乎都会发生一场甩锅和寻找替罪羊大战。

“膏抹者”犹太人

14世纪,一场世纪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,杀死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。当时,人们简单地称它为瘟疫或鼠疫,几个世纪后,它又被称为黑死病。

当时,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能阻止黑死病蔓延。人们绝望地问:黑死病从何而来?为什么我们要承受这么多痛苦?在寻找原因和解决方案的过程中,出现了替罪羊。

最大的替罪羊是犹太人。

犹太人要为这场瘟疫负责的谣言始于1348年的瑞士,然后,谣言沿着莱茵河走廊迅速传播。

谣言称,在井里或其他水源附近发现了很多装有液体的罐子,这些液体被投放到水源里,人们喝了水,就会得黑死病。是犹太人把罐子安置在那里,目的是杀死基督徒。

于是,疫情激发了仇恨。

欧洲数十个城镇的武装暴民袭击了社区内的犹太人,屠杀了数千人。为了控制骚乱,很多城镇当局采取行动,逮捕犹太人进行审判,使迫害正式化。犹太人遭到严刑逼供,然后在愤怒的天主教徒面前,被押到广场上烧死。在一些城镇,整个犹太社区都被消灭了。直到1350年,黑死病第一次浪潮开始退去,大屠杀才停止。

1384年9月,一些犹太人在萨伏伊受到审判,重刑之下,屈认自己往井里投毒,“要毁灭整个天主教王国并统治全世界”。供词以书信的方式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,为迫害犹太人找到了借口,屠犹运动开始席卷欧洲,其中以德国最为疯狂。

瘟疫过后,德国和低地国家很少有犹太人幸存下来。

1630年左右,意大利又遭到黑死病的打击,尤以米兰最严重。14世纪的阴谋论复燃,这次,昔日犹太人的“邪恶行为”被勾画出一个新的版本,说是他们随身携带一些罪恶的小瓶子,里面装着含有瘟疫毒素的膏油、粉末,往住户的门上、墙上以及人的头上抹,走到哪儿抹到哪儿。

这些邪恶分子,意大利语叫untori,意思是“膏抹者”。

犹太人又一次遭了殃。当时,如果你有个私敌,只要当街指着他说“这是个untori”,别人立刻就会对他侧目。

都是法国人的错

寻找替罪羊是人类的本能。继黑死病之后,16世纪的另一场瘟疫梅毒,引发了甩锅狂潮。这次就不只是犹太人,而是把所有外邦人都视为嫌疑分子。

1494年8月,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要求继承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,率领法军和大批雇佣军入侵意大利。

“意大利战争”(1494-1559)爆发。

1495年,法军战败,大批军队出逃,伴随着劫掠、妄杀和大规模的强奸。沿途,梅毒病菌卷入了查理八世逃亡的雇佣兵队伍。

这种疾病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欧洲:1496年3月,法国里昂;1496年5月,瑞士卢塞恩;1496年夏季,德国法兰克福;1496年秋天,巴黎;1497年,英格兰和苏格兰。到1500年,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大量梅毒患者。

由于梅毒的起源不得而知,又是因不道德行为引起的,所以,欧洲各国都用敌人或敌国的名称命名。

意大利人叫它法国佬病,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症,英国人叫它法国佬病、波尔多病或西班牙病,波兰人叫它日耳曼症,俄罗斯人叫它波兰佬病,中东人叫它欧洲脓疱,印度人叫它法兰西病,日本人叫它唐疮或者葡萄牙佬病。

当然,最广泛的叫法是法国病,因为主要传播者确实是查理八世的雇佣军,以致许多欧洲人谴责让梅毒蔓延的法国。

大家都着手保卫自己的国家,德国人驱逐法国娼妓,法国人赶走意大利站街女。尽管梅毒依然不为所动,肆行无忌,但叫人们归罪于外邦人的决心从未动摇。

德国的入侵计划

1918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,造成约5亿人感染,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,死亡人数更是达到2000万至5000万人,仅次于黑死病。这场瘟疫也引发了很多阴谋论,最主要的替罪羊是德国人。

流感病毒随着德国潜艇传播到世界各地,这是当时最盛行的故事。《纽约时报》科学专栏作家吉娜•科拉塔在《流行性感冒: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发现》一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:

“瘟疫是由一艘伪装的德国船带来的,它在黑暗的掩护下,潜入了波士顿港,在这座城市播下了细菌。毕竟,波士顿是美国国内瘟疫的发源地。有一个目击者,一个老妇人说,她看到一团油腻的云飘过港口,飘过码头。这是《波士顿纪事报》的报道。

“瘟疫是由德国U型潜艇带来的。他们的潜艇进入波士顿港,德国人带着细菌偷偷上岸,在剧院和股票交易所聚集的人群中散播病菌。这是《费城问讯报》的报道。”

美国还有一些传说,称德国间谍已经渗透到陆军医疗队,通过皮下注射传播流感,不过,这些间谍已被行刑队发现并处决。

不仅民间有这样的传说,官方也是如此。一名美国陆军官员就曾对《纽约时报》说,流感是由“敌方特工在该国东海岸传播的”。

甚至有传言说,这种细菌被放入阿司匹林药片中——因为阿司匹林的生产者是德国拜尔公司。

这个锅之所以选择让德国人来背,是因为在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顽强的德国士兵让盟军损失惨重,反德情绪在英、法、美等盟国普遍存在。1916年,《生活》杂志试图说服其美国读者相信,德国人将入侵美国,并使其成为“新普鲁士”。

在意大利,直到1921年,许多人仍然相信1918流感是德国的战争武器,拉斐尔•帕涅洛博士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声称,“一旦德国人开始觉得战争形势不利时,他们不得不诉诸最后的、极端的防御手段。就在那个时候,西班牙流感的异常流行开始暴发。他们四处散播细菌,加强了细菌的毒性”。

德国人并不是唯一的甩锅对象,在西班牙,它还被称为“法国流感”,可能是因为西班牙工人季节性乘坐火车往返法国,促使西班牙当局相信他们从法国“进口”了这种病毒。

1918流感在巴西被称为“德国流感”,在波兰是“布尔什维克病”,在阿根廷是“巴西流感”。简而言之,每个国家都以政治对手的名字来称呼这种病毒。

这是每一次瘟疫大流行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无奈局面:一些目的并不单纯的政客,总是希望利用人们对病毒的恐慌和焦虑来攻击自己的对手。

摘自《看天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