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陈年喜
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回，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出他压抑很久的心愿:“我要是有一辆摩托车就好了。”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，门前的核桃树才展开叶子，梨树已开过了花，雨水让散落的花片褪色、消殒。那个下午，父亲大概从很远的地方回来，走了很长的路，他的双脚沾满了泥巴。我骑在一只板凳上跑马马，板凳的边棱把我穿着开裆裤的屁股硌得生疼。
我想，他的意思一定是，如果有一辆摩托车，他就可以赶在下雨前回到家，不至于淋雨了。我记得那场雨是我和母亲吃着中午饭时下起来的。
半年后，我开始上小学。从家到学校有三里路，很陡的坡路。有时候父亲送我，有时候母亲送我，只有送我上学，我才不会迟到。
我家邻居有一辆摩托车，他家孩子因而可以享受上学不用走路的待遇。冬天时，天亮得晚，一道光柱在山上扫荡，那是摩托车载着他家孩子上学了。父亲或母亲牵着我的手，打着手电，沿着小路急急忙忙地走，但不管我们怎么急，也总是比摩托车迟到几分钟。父亲常常表现得不在乎，但我知道他想拥有一辆那样的车。我和母亲都不在他面前提摩托车。
父亲对我讲过一个故事，那是他离摩托车最近的一次经历。有一年，在山西运城“死海”后面的山沟里，有个人骑着一辆嘉陵铁汉摩托车，飞一样上班来，飞一样下班去，像一团火云在飘。那时候，他在那里做爆破工，打一条巷道。对着骑车人，他说，啥叫人生得意，这就是。
他说，老板看出了他的心思，答应只要干到年底，就送一辆摩托车给他。老板说这话时，时间才是5月，年底还遥遥无期。8月，巷道打到了1000米，离山顶的古采坑越来越近了。
老板领着他看过那方古采坑，里面全是绿汪汪的水，古采坑由什么人开采，开采于哪年哪月，没有人知道。当地人说，底下有好矿，有人用三台抽水机抽了三天三夜，水只下去了一寸。父亲所打的巷道，就是要打到坑的底部去。
那是他接手那项工程的最后一个班，那天夜里，完成最后一个钻孔时，孔里突然蹿出了水柱，他知道，巷道真的和古坑打通了。
老板命令他装填上足够的炸药，把坑底彻底炸穿，但他拒绝了。他知道，沟口是一个村庄，有上千人口，突然暴发的洪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，对一名爆破工意味着什么。最后，实在犟不过，装填炸药时，他留了一手，爆破失败，只炸出了一个碗大的洞。那一坑水流了两个月，工程被迫停产。他最终没有领到工资，自然也与摩托车失之交臂。
2010年冬天，父亲终于有了一辆摩托车，红色钱江125。那是他在延安一家矿上用了三个月时间挣来的。那一年，我10岁。这一年，他正月初六出门，腊月二十回家，从河北到新疆，从甘南到延安，几乎跑遍了北中国。
我高中三年，他骑着摩托车，飞驰在家与县城之间，向县城的租住房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菜粮和种种所需；自始至终，飞驰的摩托车载着我们一家来来去去。
对父亲来说，摩托车上仿佛有另外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是专属于他的。他在其中驰骋、陶醉、雾里看花或沙场点兵。不知道，命运里走失的部分，他是否在摩托车的飞驰里赶上和找到？
摘自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