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邓文静
六十年前，大暑那天，阳光像碎玻璃片，劈头盖脸地砸下来。祖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往县城的路上，脚步踏得沉重而坚定。
没有风，也没有蝉鸣，唯闻祖母呼呼的喘息声。祖母提着一个篮子，用白色的笼布罩住，里面是她刚做好的冰镇酸梅汤。祖母赶往车站，她听说祖父和情投意合的姑娘出远门，要去截住他们。祖母知道，祖父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意，嫌弃只会埋头干活、大字不识一个、性格木讷的祖母，说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；他中意的是自己的同事芬，那个爱说爱笑、温文尔雅的姑娘。
但祖母不认命，她攥紧了印有自己和祖父名字的结婚证，把腰板直了起来。祖母把祖父和那个姑娘截在了半路上。姑娘看到气喘吁吁的祖母，低下了头，不住地揉搓着自己的衣角；待祖母端出一碗酸梅汤，递给祖父，又递给她时，姑娘脸一红，转身跑了。
祖父回来了，他哆嗦着，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，不和祖母说一句话。不说话也行，只要人在身边就好，这一辈子咋都能将就过来。祖母一如既往地伺候着祖父，把一日三餐端到祖父面前，把高粱酒烫好，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摆在祖父的床头。祖母始终停不下手里的活计，洗衣做饭，下田耕种，养鸡喂鸭，抚养孩子；而祖父阴沉着脸，每天朝九晚五，从单位回来就躲在阁楼里以书为伴。一堵无形的墙挡在他们中间，透不过风，也透不过阳光。
祖母把收音机的音量越调越小，日已偏西，一天又过去了。
流年飞逝。那年夏天，祖母走了。祖母到了肾衰竭晚期，在最后的时日里，她总是喊冷，在厚厚的棉被里蜷缩着身子，像一条刚吐完丝的老蚕。
可祖母是笑着走的。她走之前的那个夏天，祖父每天都会亲手给她做碗热面条。被祖母伺候了一辈子的祖父，平生第一次下厨，是为了祖母。接过那碗面条，祖母颤抖着手，从额头、眉毛、眼睛，一点点地抚摸着祖父的脸。祖父轻轻转动一下，反握住祖母的手，不忍放开。有风吹过，拂过他们的面颊。
祖母知足了。祖母下葬后，雨就来了。窗外的雨，不紧不慢地下着，院子里一片红肥绿瘦。而在祖父看来，祖母的寿衣比满院子的红色还刺眼，痛得他睁不开眼睛。
祖母走后，祖父的眼神是空的，寡的。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给祖母种下的每一棵花草浇水。他在屋子里走走停停，抚摸着祖母用过的每一件物什。
五年后，祖父也走了，老屋空了，院子里荒草丛生。
摘自《散文百家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