浪漫的母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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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漫的母亲

文/张亚凌

我一直觉得,母亲从骨子里是个很浪漫的人。

记得小时候,切面条时,母亲总会把我喊到案板前问,想吃啥样子的面条?我呢,仰起脸蛋,边瞎想边瞎说,母亲就按我说的样子来切:三角形、菱形、正方形、长方形……父亲总责怪母亲,大人没大人样,你就跟着娃贪玩吧,吃顿饭都吃得乱七八糟的。

父亲不知道的是,就是因了我的参与瞎想瞎说,我才嬉戏般吃完没油水没菜的杂粮面条,还吃得有滋有味。

用糜子面、玉米面、红薯面蒸馍馍时,母亲更民主。只要我们兄妹没事,都可以趴到案板上参与。洗干净的各种豆子就放在旁边。馍馍的形样随便捏,可以在里面放进自己喜欢的豆子。母亲只是强调说,自己捏的馍馍蒸熟后就是自己的了,得吃完,不许耍赖。

有几粒豆子包在里面,而且是自己包进去的,我们就毫不抱怨地吃着其实并不喜欢吃的各种馍馍。

母亲的浪漫,当然不止这些。

想想,吃个苹果都像过年般隆重的年月,院子里的苹果树上结了多少苹果,都在母亲反反复复中数得清清楚楚,我们绝对没有机会偷吃。

摘苹果是母亲亲自做的事。高处,母亲会站在梯子上小心地摘下来,绝不会不小心撞掉一个苹果。不过,母亲每次都会留一个苹果在树上,说是鸟雀也得吃。

树上是结了好些苹果,可一条巷子中好歹也有二十几户人家,每家送两个,也留不下几个让我们吃。我们自然也不会空手回来,我们不过是用苹果一种味儿,换来了很多味儿。

记得那年我要外出求学了,母亲把我和父亲送到村口。我们准备走了,母亲又喊住我,问,你把啥忘了?我想了一会儿,没想起什么。母亲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,后面还挂着一个小绒球球。母亲说:“把咱屋里的大门钥匙带上,我娃走得再远,都会觉得像在自家屋里一样散坦。”

父亲嘴角一撇,不屑道:“就没个大人样,娃都上大学了还玩呀?”

“想自家屋里了,看看钥匙。”我和父亲已经走出老远,母亲还在叮咛。

我一直觉得,给我钥匙是母亲做的最浪漫的事。

种田时的母亲也是很浪漫的。田地分到各家各户了,人家种庄稼,都可着边种,恨不得不留地畔。母亲倒好,地前面种一溜向日葵。只是图个好看——不等熟好,就被路人摘了。父亲嘟哝不合算时,母亲说了,咱看了芽儿拱出地面,看了叶子变宽变大,还看了多日的葵花盘,人家就图了个嘴快,还是咱划算。

瞧瞧母亲,连算得失都算得如此浪漫。

说实在的,我成长的快乐真的得益于母亲的浪漫。

也记得三十多年前去赶集的事。一毛二分钱一碗香喷喷的踅面,娃娃们围着吃,大人们乐呵呵地看着,不吃也香。母亲却把我拉到书摊前,慷慨地给我两毛钱,并嘱咐道,好好看。

母亲信奉“嘴瘾一过就消化了,眼瘾一过就留心里了”,当别的母亲给自家孩子带回吃的东西时,她给我带回的多是本子、笔,或者书。三十多年前的关中农村,连吃饭都是问题,母亲却给我订了一年的《少年月刊》。

巷子里别的女人不理解我的母亲,说她“不会过日子”。可我知道,是浪漫引领着我的母亲,她站在今天里,看的却是明天的风景。

摘自《时光深处的柔软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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