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陈年喜
我很小的时候,有一回,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出他压抑很久的心愿:“我要是有一辆摩托车就好了。”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,门前的核桃树才展开叶子,梨树已开过了花,雨水让散落的花片褪色、消殒。那个下午,父亲大概从很远的地方回来,走了很长的路,他的双脚沾满了泥巴。我骑在一只板凳上跑马马,板凳的边棱把我穿着开裆裤的屁股硌得生疼。
我想,他的意思一定是,如果有一辆摩托车,他就可以赶在下雨前回到家,不至于淋雨了。我记得那场雨是我和母亲吃着中午饭时下起来的。
半年后,我开始上小学。从家到学校有三里路,很陡的坡路。有时候父亲送我,有时候母亲送我,只有送我上学,我才不会迟到。
我家邻居有一辆摩托车,他家孩子因而可以享受上学不用走路的待遇。冬天时,天亮得晚,一道光柱在山上扫荡,那是摩托车载着他家孩子上学了。父亲或母亲牵着我的手,打着手电,沿着小路急急忙忙地走,但不管我们怎么急,也总是比摩托车迟到几分钟。父亲常常表现得不在乎,但我知道他想拥有一辆那样的车。我和母亲都不在他面前提摩托车。
父亲对我讲过一个故事,那是他离摩托车最近的一次经历。有一年,在山西运城“死海”后面的山沟里,有个人骑着一辆嘉陵铁汉摩托车,飞一样上班来,飞一样下班去,像一团火云在飘。那时候,他在那里做爆破工,打一条巷道。对着骑车人,他说,啥叫人生得意,这就是。
他说,老板看出了他的心思,答应只要干到年底,就送一辆摩托车给他。老板说这话时,时间才是5月,年底还遥遥无期。8月,巷道打到了1000米,离山顶的古采坑越来越近了。
老板领着他看过那方古采坑,里面全是绿汪汪的水,古采坑由什么人开采,开采于哪年哪月,没有人知道。当地人说,底下有好矿,有人用三台抽水机抽了三天三夜,水只下去了一寸。父亲所打的巷道,就是要打到坑的底部去。
那是他接手那项工程的最后一个班,那天夜里,完成最后一个钻孔时,孔里突然蹿出了水柱,他知道,巷道真的和古坑打通了。
老板命令他装填上足够的炸药,把坑底彻底炸穿,但他拒绝了。他知道,沟口是一个村庄,有上千人口,突然暴发的洪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,对一名爆破工意味着什么。最后,实在犟不过,装填炸药时,他留了一手,爆破失败,只炸出了一个碗大的洞。那一坑水流了两个月,工程被迫停产。他最终没有领到工资,自然也与摩托车失之交臂。
2010年冬天,父亲终于有了一辆摩托车,红色钱江125。那是他在延安一家矿上用了三个月时间挣来的。那一年,我10岁。这一年,他正月初六出门,腊月二十回家,从河北到新疆,从甘南到延安,几乎跑遍了北中国。
我高中三年,他骑着摩托车,飞驰在家与县城之间,向县城的租住房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菜粮和种种所需;自始至终,飞驰的摩托车载着我们一家来来去去。
对父亲来说,摩托车上仿佛有另外一个世界,那个世界是专属于他的。他在其中驰骋、陶醉、雾里看花或沙场点兵。不知道,命运里走失的部分,他是否在摩托车的飞驰里赶上和找到?
摘自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